故宮收藏的“艷榜”名妓,清朝名妓長這樣!

  故宮博物院收藏五幅標注“狀元”、“榜眼”字樣的年輕女子照片。若按現在的審美標準,她們雖然不一定都能稱作美人,卻也相貌端莊,衣著時尚,頗有幾分明星的“范兒”。

  那么,這些既非格格、宮女,也不像宦家閨秀的人物,身份究竟如何?查閱相關史料,得知她們都是清末上海《游戲報》選出的“艷榜”(花榜)名妓。它們雖然只鱗片爪,卻可透視出當時的世態風俗。

  花榜就是在妓女中進行選美,類似活動早在宋代即已出現。光緒二十三年(公元一八九七年),《游戲報》主筆李伯元首度將花榜評選公開化、體制化,陸續在報紙上推出“艷榜三科”,成為影響廣泛的滬上盛事。所謂“艷榜三科”,就是妓女海選的三個名目——花榜、武榜和葉榜。

  李伯元(公元一八六七至一九〇六年),名寶嘉,字伯元,江蘇常州人,光緒二十三年在上海創辦《游戲報》。這是中國近代第一份文藝小報,宗旨是“假游戲之說,以隱喻勸懲”。由于該報注重青樓,儼然花界的專業報紙,李伯元因此獲得“風月總持”、“騷壇盟主”、“花界提調”等雅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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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游戲報》創辦人李伯元

  《游戲報》創刊伊始,即以開花榜為首事。具體評選規則是:仿照西方民主選舉辦法,以“薦函”多寡——選票數量決定選舉結果。大致分三個步驟,即征求薦函、統計選票和公布結果。

  薦函即對應選妓女的推薦信,主要內容包括被舉薦者的姓名、住址,對其身材、容貌、品行和應對舉止的描述,以及推薦理由等。收到的薦函均以“來書照錄”的形式,原封不動地在報上陸續刊載,每日都吸引著讀者的眼球。

  這年七月初七“女兒節”,首屆花榜正式發布,推出一甲(即狀元、榜眼、探花)張四寶等三人、二甲蔡新寶等三十人、三甲金麗卿等一百零七人。從籍貫上看,狀元、榜眼、探花均被“姑蘇人”所包攬。

  當時的上海可謂繁榮“娼”盛,妓女因來歷、籍貫、身份的不同,分為許多種類和等級,歸納起來大致有:書寓、長三、么二,以及最下層的臺基、野雞、花煙間、釘棚、咸水妹、淌白、拆白黨等。

  “花榜”選舉的對象,屬于“書寓”、“長三”等的高級妓女。中榜者雖然不能做官,也沒什么獎品,但開榜時每個人的名字后面,都注明住所和評語,冶游者可“按圖索驥”,名次靠前者自然也就生意興隆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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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腳妓女出堂會時由龜奴扛在肩上出行

  《游戲報》所開花榜,相當于科舉考試中的“文榜”。其后,李伯元又套用武科舉之名,開設“武榜”。武榜又稱“藝榜”,并非比試武功、武藝,而是“仿京城梨園前例”,在藝伎中評選技藝出色者。

  接著更是別出心裁,推出以高級妓女之侍女為評選對象的“葉榜”。意思是說妓女為花,侍女是葉,好花還須綠葉陪。武榜、葉榜均沿花榜之例,分為三甲。

  名妓照片何以進宮

  《游戲報》將傳統的妓女選舉變換出不同的花樣,滿足了都市人的娛樂心理,并由此獲得了商業利益的最大化。但對于李伯元這位風流才子而言,逐利絕非唯一目的。他是在以其特有的詼諧調侃,借事寓言,進而喚醒癡愚。將進士等第與科舉頭銜,移植于妓女選美,本身就是借助科舉的外殼,嘲弄“神圣”的科舉制度

  那么,李伯元主持評選的艷榜人物照片,為什么會堂而皇之地進入宮中?在沒有找到確切的史料之前,我們不妨試做幾種可能性的推測:

  一是朝廷關注李伯元其人。李伯元支持戊戌變法,與超等維新黨人關系密切,不時放言無忌,表達對國事的悲憤之情。甚至還有“西宮巍峨以壓日”等過激言辭,矛頭直指把持朝政的慈禧太后!

  他的譴責小說《官場現形記》,更以晚清官場為發難對象,集中描寫了官場中的種種腐敗與黑暗,堪稱清末官僚的百丑圖。他的活動可能也曾引起朝廷關注,并為此搜集相關材料,這些照片便由此進入宮中,并被有意或無意中收藏。

  二是妓女引領潮流。上海是開埠最早的城市,也是中西文化的交匯之地。妓女以其獨特的身份與經歷,容易突破成規束縛,成為新事物的早期接受者和推介者。她們開風氣之先,尤其在服飾穿著和行為舉止上引領潮流,被視為時髦的代表。在此背景下,出于欣賞時尚或“整肅風化”,這些照片也進入宮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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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清末名妓明信片

  三是滿足娛樂需求。清末上海堪稱東方的娛樂中心,在傳統戲劇方面,也居于同北京相抗衡的地位。《游戲報》在大量刊載妓院、妓女消息的同時,對梨園、優伶也不乏報道。從某種意義上來講,娼、優同屬“文藝工作者”,名妓、名伶都具有社會明星的地位。

  慈禧太后欣賞的譚鑫培、朱素云等名角,都經常赴滬演出,受到熱烈追捧。宮中的主要娛樂活動就是聽戲,并收藏有大量京劇、崑劇的劇照。由此推之,同時搜集少量名妓照片,似乎也在情理之中。

  當然,在尚未發現確切的史料依據之前,這些推測都不能成為定論。

  清朝晚期以前,北京的妓院雖然明暗雜陳,但由于上層社會禁止狎妓,所以幾乎沒有什么像樣的青樓。咸豐以后,妓風大熾,胭脂、石頭等胡同,家懸紗燈,門揭紅帖。每日午后,香車絡繹,游客如云。

  光緒戊戌、己亥年間(公元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年),始有上海妓女進京設立妓館,亦名“書寓”,名妓賽金花就是早期的“淘金者”之一。庚子后京師創設警察,規定內城妓院一律遷到外城,并給照收稅,準許公開營業。

  當時,京師妓館大體分為三等:小班、茶室、下處。其中一等“小班”和二等“茶室”,多集中于前門外的八條胡同內,故有“八大胡同”之稱,并于民國早期發展到鼎盛。而“茶室以下,非上流人所往”。

  花榜之風,也曾波及京城。《清稗類鈔》稱:“就會試而言,則有狀元、榜眼、探花諸名目。而京朝士大夫既醉心于科舉,隨時隨地,悉由此念,流露于不自覺。于是評騭花事,亦以狀元、榜眼、探花等名詞甲乙之,謂之花榜。”光緒二十五年(公元一八九九年),《游戲報》曾刊登一則《狀元行賄》的新聞,報道這年京師亦開花榜,其“狀元”小平果向主辦者行賄數百兩。

  到了一九一三年,北京《民主報》為八大胡同花界舉辦了一次選秀活動。這是民國成立后的首次妓女選舉,為凸現民國新風,勝出者不再稱狀元、榜眼、探花。而仿照西方教育制度,改稱“博士、學士”,并“分別贈以徽章,以作證書”。但標準仍沿襲慣例,分才、情、色、藝四科,每科評出博士一名、學士若干。如一九一九年,某次花選的才、藝、色三科“博士”,分別是花君、張金鳳、李金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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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九一九年,某次花選中的才、藝、色三科“博士”

  妓女作為游離于社會大眾的特殊群體,其生活方式不同于一般民眾。尤其是部分高級妓女,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稱作“有閑”階層,讀書、看報也是她們的日常生活之一。

  筆者發現故宮收藏的一幅女子讀報的照片,無論人物神態、坐姿、發式、衣著,還是里面的布景陳設,都與妓女形象相似。再仔細觀察她手中的報紙,可以發現上面的“群強報”字樣。

  《群強報》創辦于民國元年,一九三六年停刊。據此推斷,這名女子很可能就是民國早期的京城高級妓女。照片的拍攝目的,不排除報紙利用“明星效應”,為自己做廣告宣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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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民國時期北京讀報名妓

  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五幅妓女照片,身份無疑也屬于不同年份的艷榜名妓。那么,她們是否也是《游戲報》所選出?下面就依據現有史料線索,分別對其進行簡要考察。

  (一)“戊戌春榜狀元”林絳雪

  在現存《游戲報》資料中,有關林絳雪的記述相對較多。她是光緒二十四年(戊戌,公元一八九八年)花榜的狀元,也是次年春季“花選”的第二名“牡丹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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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丁酉(公元一八九七年)花榜開榜后,僅僅一年,很多登榜妓女便名花有主,紛紛適人。于是,《游戲報》又于戊戌七月第二次開花榜。此次名列前茅者為:狀元林絳雪、榜眼花麗娟、探花沈二寶、傳臚謝倩云。

  從這次花榜開始,還隨報附送照片。報紙與相館合作,將名列前茅的“名花小照”,每人拍印一萬張,定期貼于報紙,每日附送。后因報紙過多,照片黏貼不及,索性要求讀者另掏腰包。這些名妓照片的大量復制,更使她們被視為社會明星而受到追捧。

  故宮收藏的這幅林絳雪照片,或許就是當時拍印的萬幅小照之一。只是戊戌花榜開榜于當年七月,而照片下面的標注文字卻是“戊戌春榜狀元”。這里的“春榜”,似為“夏榜”之誤。

  《游戲報》除開艷榜之外,還定期舉辦“花選”。就是按十二月令選出十二名妓女(遇閏月多取一人),再結合每人的姿態、性格,每月令各司一花,以梅花為魁,牡丹次之。從己亥年(公元一八九九年)開始,花選固定于陰歷二月十二日“花朝節”舉行,名曰“蕊宮花選”。

  這次的評選結果是:梅花林寶珠、牡丹林絳雪、蘭花謝倩云、梨花金如玉、榴花范彩霞、荷花花云蘭、海棠沈韻珊、桂花李媛媛、菊花鄭菊香、芙蓉洪漱芳、山茶林萼梅、水仙高巧云。

  從照片上看,林絳雪長得并不算美,目光也略顯呆滯。此女憑什么能拔得頭籌?有評論說:她品行“平正通達”。看來所謂艷榜,并非完全出于獵艷,人品因素也需要考量。

  (二)“戊戌榜眼”李媛媛

  己亥蕊宮花選,林絳雪為“牡丹”,李媛媛則奪得第八——“桂花”。除此之外,目前尚未發現其他材料記述其人其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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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照片標注她為“戊戌榜眼”,但戊戌花榜的一甲三人卻是林絳雪、花麗娟和沈二寶。若非標注有誤,推測此人很可能是戊戌(公元一八九八年)武榜的榜眼。無獨有偶,筆者在清末明信片中,發現一幅她的《白水灘》劇照,也可作為此人曾登“武榜”的旁證。

  (三)“庚子夏榜狀元”小顧蘭蓀

  光緒庚子(公元一九〇〇年),《游戲報》曾在上海、杭州開過兩次花榜,但其過程、人物不詳。這張照片標注“庚子夏榜狀元小顧蘭蓀”,推測此人可能為其中一次的頭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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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此外,庚子年亦曾舉辦花選,并將相關材料匯集成冊,出版了《庚子蕊宮花選》一書。從中可以看到,小顧蘭蓀名列第四,奪得“梨花”。

  (四)“庚子曲榜狀元”小林寶珠

  現存的《游戲報》資料,尚未找到此人之名。查《清稗類鈔》,有《小林寶珠之榮哀》一節可略見其身世:“小林寶珠,滬妓也。貌不甚揚,以歌勝,客趨之若鶩。侍酒之局,日以百計,每至即歌,歌已即去……光緒壬寅(公元一九〇二年)夏,染時疫,暴亡。臨危,猶高歌《目蓮救母》一折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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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林寶珠以歌取勝,當然有機會榮登武榜。照片標注“庚子曲榜狀元”,可知武榜又稱“曲榜”。說她“貌不甚揚”,從照片上看似不為過。

  (五)沈麗娟、“劫余花榜狀元”花蘭芳

  這是一幅二人合影,右立者為沈麗娟,左坐者則是“劫余花榜狀元”花蘭芳。二人或均為名妓,或為名妓與侍女,身份判斷應無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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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何謂“劫余”?《游戲報》曾刊登了一則《擬訂津門劫余花選啟》,雖然在殘存的報紙中無法找到下文,但基本可以肯定,庚子年(公元一九〇〇年)曾為南渡避難的天津妓女舉行花榜、花選。再根據照片標注推測,“劫余花榜”頭魁就是花蘭芳。

  庚子年后,李伯元停開花榜,其他報紙又紛紛跟進。但此前開花榜的報紙,《游戲報》可謂獨此一家。據此可以判斷,這幾幅照片均源自該報的“艷榜”。(作者為歷史學者、故宮博物院研究室編審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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